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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理学分析,为什么中国游客特别急躁?


中国游客的急躁其实是中国人被卷入现代化洪流之后的一种文化不适应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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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急躁,不太像是出来放松的,反而像出来完成任务的,比如喜欢插队、大声喧哗、争夺食物、经常迟到等等。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人的解读是因为中国人穷惯了,养成了一种匮乏性的心理,所以到哪里都要争抢,生怕自己吃亏。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已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他们所经历的成长时代,物质上已经不太匮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财富极速膨胀的时代。但是这个年龄段的中国游客依然表现出来急躁的特征。很多人在旅途上大呼小叫,显示出了一种内心的不安。

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就对此进行一番分析。

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做民宿生意,有一次他和我聊国内客人和国外客人的差别时,他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外客人订房,一般都是提前一到二个月,甚至有提前半年的。而国内的客人一般就是提前一周左右,能够提前两周就是很早了,仅仅提前一到两天的也不少。他的感觉就是,老外对自己的行程是提前规划、严格执行。而中国客人的行程随意性很大,很少做提前规划。所以,他感觉中外游客最大的差异就是对时间的控制能力不一样。

这个差异看起来只是一个“习惯”不同,但是在心理学上来说,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因为一个人要做到对于时间的精确控制,绝不是轻易能做到的。它涉及到两种复杂的心理能力,一个叫做“自我效能感”,一个叫做专注力。

“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规划的事情的确信能力。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预先规划,并将自己的规划视作于现实存在,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非常坚决,绝不轻易改变。这就叫做自我效能感高。这种能力表现在旅行上,就是提前做好行程规划,且坚定地实行;表现在企业管理上,就是有长期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观,不喜欢“随机应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就是几代人可以连续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较弱,就会对自己的规划感到怀疑,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常变动,缺乏确定感,动作多变。

专注力,则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的注意力集中能力。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的关键。如果一个人专注力弱,他就就难以把时间安排得妥妥贴贴,总是会被事情追着走,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就是急躁。专注力也是一种很难获得的能力,需要长期的训练。中国游客的急躁表现,主要就是专注力不够。

按康德的观点,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人意识的表象。这种哲学语言很晦涩难懂,我来翻译成一句俗话:同样一段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一个注意力涣散的人来说,一天就是日出日落,外加几顿饭和看几页报纸,一晃就过去了;而对于注意力集中的人来说,一天的时间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这就是人的意识能力与时间的关系。

那么,再回到中国游客的话题,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旅游行程作为一种时间性比较强的行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太难了。无论是航班的时间点,还是大巴的时间点,都是非常严密的,精确度是以分钟计算的,而且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就可能会导致整个行程泡汤。这种行动对于注意力强的人来说,是一种休闲放松。但对于注意力弱的人来说,则是一种高强度的压力,他们的精神时时刻刻处于紧张之中。于是到了各种场合,都可能出现急躁争抢的情况。可见,中国游客的表现,背后就是注意力水平的问题,我们的注意力水平与现代文明的平均水平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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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注意力水平较低的情况呢?这与我们的文化类型有关。汉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这种文化对于时间敏感度是非常弱的。一年之中,记住二十四个节气就够了。在日常生活中,汉文化传统的计时单位是时辰,即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是非常松散的。在农村,人们经常以“一柱香的功夫”之类的语言来表示时间。

不止是中国人,所有农耕文化的民族对于时间的敏感度都是很低的。比如印度人就迟到的很厉害。他们要是出去旅行,估计紧张程度不会亚于中国人。但由于印度经济没有迅速崛起,绝大部分印度人没有财力出国旅行,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充分展现世人面前。非洲人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原始部落的人,注意力也是比较弱的。如果要把这些原始文化的人组织起来,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旅行,估计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人也是亚洲人,为什么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就非常强?这就涉及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耕民族,而是一个海洋民族,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进行海洋作业。而海洋作业这种方式对时间、天文、水文等方面的知识要有非常细致的掌握,否则的话随时可能葬身大海。所以日本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来讲,也是非常强调精确和控制性的,这使得他们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时候,远比我们这种农耕文化的人要轻松。同样道理,中国沿海居民的专注力就要高一些,比如福建广东的沿海居民,他们在商业上往往比较容易成功,做生意非常精明细致。在接触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时,他们也能够比较好地接受。比如以广东福建人为主要来源的香港人,就把香港建成了国际级的现代化大都市,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

在绝大部分亚非国家,迟到都是经常的事。相对他们,中国人的注意力还算是比较强的,因为中国毕竟经历了数千年的大型国家的管理与统治,对社会的精英阶层还是有一定精神训练的,比如儒家文化就非常强调意志力的训练与精神修养。所以说,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还是有着对勤奋、严谨和自制力的一些诉求的,比那些纯粹的原始民族,我们肯定是要强一些。但是这种精神训练的范围很小,仅仅限于极少数的士大夫阶层,而且它的强度与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民族来说,也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该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如果我们总是与落后的、原始的农耕民族去交流互动,就会相互感染这种低节奏的、对时间不敏感的、注意力比较涣散的状态。当然,这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放松和舒服的,但是不利于我们成长。如果我们想变得更强壮、注意力、精神健康水平更高,我们就必须多与现代化的民族接触,多与海洋文明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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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人会问了,既然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注意力水平和自我效能感等方面较弱,那是不是可以奋起直追、马上改进呢?这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意识力水平,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健康水平。而心理健康是长时间的生活和环境所塑造的,很难在短期内得到修正。

如果用心理学的标准来说这种农耕文明的人所塑造的人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症人格,以现代人的健康标准来看是某种心理病态的状态。

从人的大脑来说,不同民族的人都是相似的,都能产生丰富的精神活动。既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我们对时间和细节进行精确的控制,那么我们大脑产生的能量都去哪里了呢?可以说,都用在虚构方面了。比如说,唐诗宋词这些东西就消耗了中国人大量的精力。唐诗宋词把我们的情感集中在一些落花、流水、打雷、下雨等日常的场景之中,对这些生活场景进行深度的加工,投入极大的情感,最后浪费掉了我们的精力。这使得我们对真实存在的事物反而没有了关注力,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数千年来,我们对于“虚构”投入了过多的激情,这逐渐形成了一种情感模式,进而构成了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结构。以现代心理学的标准来看,这种心理结构其实上是一种神经症人格,它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注能力、对时间的控制力、对长期规划的执行力。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影响。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文化上就必须越过这个障碍。所以我们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突破这种文化所塑造的心理格局。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仅仅只是引入西方的技术,是很难建立起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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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是一种封闭的、停滞的、与他人合作非常少的文明方式。这种文明无法支持人心理的充分成长,所以大部分国人在心理上都停留在巨婴状态。表现是在做事情上,就是缺乏主动、缺乏恒心;在决策事情时,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对未知事物,容易焦虑、忧心忡忡;对人际关系,高度敏感、缺乏自信;在情绪上,波动较大、容易被激惹。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 》说到,当儿童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当他在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阻碍和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表现出自私,仇恨,进攻性和破坏性来。中国传统农村的教育,对小孩非打即骂,基本上没有什么爱的教育和平等尊重。这种普遍性的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漠视,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普遍具有神经症人格。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几乎没有爱和平等的理念。强调都是严格的管教、训斥、听话和顺从,这都会导致神经症人格的出现。美国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尼考察儿童病态环境,发现如果父母具有神经症人格,而对婴幼儿的各种漠视、恐吓、过渡保护、过渡限制和惩罚等。这种病态环境的依恋关系,通过内化作用就会形成儿童今后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无助、强烈的自我中心和依赖。在任何冲突或风险性情境中,他会自然回避,不敢表达、不敢正常反击;在具有吸引力但需要一定能力才能获得的事务面前,会茫然不知所措。从而逐渐形成回避矛盾、抑制愿望、情绪的极端化、以及嫉妒等个性特征。

一个爱的需要在其生命早期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正是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损失。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培养出对他人充满爱和宽容心的人,就必须从婴幼儿时期的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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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已经生活在城市,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农耕文化的,这使得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之间出现了错位。旅游过程中的急躁与喧哗,就是这种错位的一个表现。

现在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人必须迅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这就涉及了文化升级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升级。如果我们不往前看,向先进的文化学习,而是要不断的回到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去寻找“精神力量”,就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行为,注定是没有效果的。

现代的工作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精确的数据要求,这就需要人们的心智水平要达到比较高的阶段。据我观察,上海人在这一方面表现比较好,因为他们这个城市开阜比较早,很早就接触了现代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从小在精细控制和情绪控制的训练比较多,相应的心理发育水平也就比较高。他们在进而进入现代生活,包括创办企业、公司经营方面,都会更加容易一些。也就是说,并不是上海人在智力方面就比其他的地方人有什么优势,而是他们的文化里头对人心理发育水平的这一块,干预的更多一些,心理发育更充分一点。做事的精细程度、情绪控制等方面要更好一点。

时间控制、情绪控制、持之以恒、承受压力、控制焦虑,这些行为都是心理健康水平很高的人才能做到的,一般人很难到达这个程度。在农耕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心里健康是发展不到这个水平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农耕社会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都位于婴幼儿阶段,只不过他们终身没有离开农村和土地,一直没有从事过现代化的高精度生活,所以他们心理上的这种缺陷就被掩盖了。

可见,中国游客的急躁其实是中国人被卷入现代化洪流之后的一种文化不适应感的表现。通过对这个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化深层结构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虚心地学习先进文化的特点,特别是精神文明和心理发育方面的经验,就会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的帮助。

【作者:黄帝战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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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读原文

该文章在 2017-6-14 20:31:35 编辑过

  离 线  2017-6-14 20: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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